馬彥祥（1907—1988）原名馬履，馬衡之子，戲劇家。

萬里遷移

1933年2月6日，故宮文物終于分5批次踏上了驚天地泣鬼神、歷時16年的萬里大遷移。

這次中國史上的國寶大遷移，習慣上統稱“南 遷”， 實際是分南遷和西遷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南遷上海是在易培基院長主持下進行的，準備工作始自1932年初，于1933年2月5日夜裝車，2月6日起運至5月 15日，分5批次先后運抵上海，共計19557箱（其中含替北平古物陳列所、太廟、頤和園、國子監代運代管6066箱），存放在法租界內一所庫房。由于當時的戰火主要限于東三省境內，每次押運又有軍隊護衛，因此南遷可以說是在和平環境中較為順利完成的。

1936年12月，南遷文物由上海轉運南京朝天宮庫。1937年1月，故宮博物院南京分院正式成立。1937年8月13日，上海淞滬抗戰爆發，南京危在旦夕，故宮南遷文物在故宮博物院理事會和馬衡的領導下，于南京淪陷前搶運出3批運往西南大后方。

在押運人員名單中，馬彥祥赫然名列其中。反對 故宮博物院文物南遷的馬彥祥，時隔4年，卻鬼使神差地甘冒戰火之險，參與到押運故宮文物西遷的行列之中，并恪盡職守、兢兢業業地完成了這趟護送國寶的使 命，在這次中國文物大遷移的歷史上留下珍貴一筆，也成為馬彥祥戲劇人生中的意外收獲。

他在“文革”中寫歷史交待材料時，對這段軼事曾有如下回憶：

我由開封到武漢，經南京回到上海。我原計劃到上海把我的女兒接出來。不料到上海沒有幾天，大場失守，京滬路斷絕，上海成了孤島。這時除吳淞口一條出路外，無法離開上海。而吳淞口當時謠傳敵人檢查很嚴，于是我不得不放棄原來計劃，只身化裝離開了上海。

當時由上海開出的船只到江岸，由江岸再轉船到 南京。我七月間離開南京時，全部書籍衣物等寄存在“故宮”駐京辦事處，想盡可能到南京去拿點走。誰知船一到南京，南京已非我上次住過時的情況，下關一帶， 成千成萬準備逃難的集中在沿江一帶等待西去的輪船；北去的火車就更不必說了。我估計我已無法離開南京，只得進城去看看再說。這時南京已成了一座空城，街上 不僅車輛沒有，連行人都很少。我抱著萬一的希望到了“故宮” 辦事處。這時“故宮” 職員幾已全部撤走，只剩下一個秘書黃念劬和幾個小職員在那里忙著指揮撤運南京分院的古物。黃念劬一見到我，喜出望外，說：“今明兩晚有最后兩列火車要把幾 千箱古物運送到西安去，正無人押運。你來得好，幫幫忙，今晚的一列車就請你負責押運，明天的由我押運。”我正愁沒有交通工具，離不了南京，就一口答應接受 了這個任務。當晚上火車前，黃念劬告訴我：“一切都聯系好了，這列車的古物押運的目的地是西安，送交‘西北行營’， 由他們負責安置保管。火車到西安時，‘西北行營’ 會有人到車上來和你聯系的。”于是當夜我就帶著“故宮”的兩個職員押了這列火車由南京出發。由于“古物”的目標太大，怕遭敵機轟炸，沿途車站都未停留（連 兵車都讓路），一直到達了西安。那時已是傍晚，立即有幾個穿軍裝的人上車來和我聯系，為首的自稱是“西北行營” 的總務處長（姓名已忘），他了解了古物的情況后，對我說：“上級指示：這批古物決定改送到寶雞去存放。我們已經組織了大批民夫在那里開窯洞。這列火車目標 太大，停在這里太危險，主任（指蔣鼎文）的意思，今晚就開到寶雞去。”于是當夜火車又繼續西行，到了當時隴海鐵路的終點站寶雞。到寶雞時，這個總務處長已 乘汽車先我們到了寶雞，并已調集了十幾輛大卡車在車站等候搬運古物。花了四五天時間，幾千箱古物就安頓完畢了。我把清點和移交工作辦完后，沒有等黃念劬押 運的那列車來就由寶雞回到武漢。

文物南遷10多年，歷經種種險阻磨難，始終為 國人所關注。沿途得到了各級政府通力協助，文物所到之處都留下了曾為護衛國寶立下不朽之功的、可歌可泣的普通士兵和平民百姓的故事。而文物的常常化險為 夷，使“古物有靈”的說法廣為流傳，且與“國家的福命”聯系了起來。1947年9月3日，馬衡院長在北平廣播電臺作了《抗戰期間故宮文物之保管》的著名演 講，他說：“抗戰八年之中，文物多次險遭滅頂之災，例如當9000多箱文物由重慶運往樂山途中暫存于宜賓沿江碼頭時，重慶以及宜賓上游的樂山和下游的瀘縣 都遭到敵人的狂轟濫炸，唯有宜賓幸免；長沙湖南大學圖書館在文物搬出后不到4個月就被炸毀；重慶的幾個倉庫在搬出后不到一個月，空房也被炸掉；從南鄭到成 都時，存放在南鄭文廟的文物運出后剛12天，文廟就遭敵機投下的7枚炸彈夷平。像這一類的奇跡，簡直沒有法子解釋，只有歸功于國家的福命了。”